原标题：期刊荐读 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生活实态——基于美国档案的考察

  内容摘要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暴行引发的系列社会恶果及日伪的高压恐怖统治，严重影响了包括西方在宁人士在内的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所面临的食物匮乏、燃料短缺、出行受限等问题以及心理上的创伤，不仅折射出日军南京暴行对社会和市民生活导致非常严重的影响，也为西方社会了解日本占领区统治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态，即日本军政当局主导的“新秩序”不仅对中国人意味着残酷的殖民压迫，对美国在华公民也代表着一种伤害，美国社会对日舆论逐步变化，有在宁侨民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特殊文献的挖掘与整理，有关沦陷区史研究有逐渐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向微观史转向。通过对《北平日记》《退想斋日记》《我的上海沦陷生活（1942—1945）》《徐兆玮日记》《黄体润日记》《藕孔日记》等文献的考察，从个体的角度考察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将研究的眼光投向底层社会，探求在战乱时期普通民众衣食住行等方面生活状态，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推进，也得益于日记体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册）为例，《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日军官兵日记》《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等文献史料，从受害者、第三方和加害者的视角揭示了日军侵华暴行，深化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作为医疗传教士，金陵大学医院（ Hospital of Nanking University，又称“鼓楼医院”）美籍员工一直以日记体形式给家人、所在教会及所属机构写信，除报告自身生活和差会运转情况外，还有对日伪统治状况及时局的观察。学术界对此类文献史料的利用方面，侧重于从第三方视角揭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如外科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体书信，“以一名外籍人士的亲身经历和从医院救治伤员的视角，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而广为人知。但学界较少从此类文献着手，研究他们在日伪统治下的生存状态。

  基于此，本文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Library）、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基督会历史协会（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研究院伯克图书馆（Burke Library,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Columbia University）等馆藏教会档案为基础，以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究后大屠杀时期（即从日军大规模暴行开始减弱的1938年1月下旬至1939年初，日军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广泛时期，也是日军建立常态化统治秩序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由此折射出日军南京暴行对市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医院作为城内唯一一家设施完备并向平民开放的医疗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后大屠杀时期，医院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数不多的持续运转的教会医疗机构。它的维持与运行离不开医院七位美籍员工的努力和贡献。

  院长霍顿·丹尼尔斯（John Horton Daniels，1891年9月22日—1974年？，中文名谈和敦），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人。1919年8月14日，谈和敦夫妇受美国长老会传道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的派遣到中国。谈和敦在金陵大学医院担任妇科医生，1927年4月南京事件后回美国避难，1930年返回医院担任执行院长。1937年7月，谈和敦回国休假，虽然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不在南京，但作为院长，他非常了解南京局势与医院运转情况，并积极为医院募捐及筹措医疗物资。1938年10月，他返回南京重新主持院务，是医院履职时间最长的院长。

  内科医生特里默（C.S.Trimmer，1891年2月5日—1974年1月8日，中文名屈穆尔），美国新泽西州中古人。1922年夏天，受美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理事会传教部的派遣，担任金陵大学医院内科医生。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在南京，除承担医院医疗救治任务外，还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外科医生威尔逊（Robert O.Wilson，1906年10月5日—1967年11月16日，中文名韦如柏），出生于南京的美国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Board）传教士家庭。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完成医师培训后，1936年1月他携妻子返回南京，在金陵大学医院担任外科医生。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决定留在南京，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治疗了大量因日军暴行受伤的民众。此外，他还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

  外科医生理查德·柏睿德（Richard Freeman Brady，1902年2月12日—1995年2月17日，又译为布雷迪，中文名裴睿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人。1931年，受美国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到中国，担任金陵大学医院外科医生。1937年12月3日，柏睿德因撤到江西牯岭的女儿生病不得不离开南京，并于1938年2月经日军当局允许后返回南京。他是南京沦陷后除外交官外，首批获准返回南京的西方人士。

  实验室主任格蕾斯·鲍尔（Grace Louise Bauer，1896年1月20日—1976年7月29日，中文名鲍恩典），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1919年，受美国教会（the Christian Temple）的派遣到中国，担任金陵大学医院化验员，负责病理化验室的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留在南京，除从事难民医疗救护外，还承担医院后勤管理工作。

  护士伊娃·海因茨（Iva Hynds,1872年2月1日—1959年2月6日，中文名韩应德），美国印第安纳州马丁斯维尔人。1912年到中国，1913年秋南京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成立后担任该院护士，1924年6月纪念医院与金陵大学医院合并，海因茨继续留任。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留守南京从事医疗护理工作。

  行政主管詹姆斯·亨利·麦卡伦（James Henry McCallum，1893年11月19日—1984年？，又译为麦卡勒姆），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人。1921年，受美国基督会的派遣到中国，在南京南门基督教堂担任牧师。南京沦陷前，因医院大多数员工撤离、管理层空缺，原本要休假回国的麦卡伦接受邀请，担任医院行政主管。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在南京，除负责医院行政管理事务外，还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

  作为第三国公民，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受美国政府的保护，其经济来源和物资供应与普通市民也有所差异，是南京陷落后的特殊群体。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多次知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美国在华公民遭受战争危险。日本政府为避免四处树敌，也作出“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日本和外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的承诺。1937年9月1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准备大规模轰炸南京前，还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采取各种安全措施保护友好国家公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尽管该照会的本质不过是日本政府促使美国政府动员其公民撤离南京的策略，但比起被日本侵略者作为敌对者、惨遭战争裹挟的无辜中国百姓而言，日本军政当局至少在表面上承诺“保护”美国在华公民权利。

  南京陷落后，日军不仅对中国人施暴，包括美国外交官在内的在宁西方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日军官兵的威胁、抢劫或殴打。为保护美国在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政府持续对日本军政当局施压，日方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日军暴行引发外交纠纷，影响美日关系，也被迫做出保护留守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在美英等国交涉下，后大屠杀时期，日本士兵对在宁西方人士施暴行为虽未禁绝，但已受到约束。1938年12月，海伦·丹尼尔斯告诉家人，已得到“免打通行证”。

  作为教会医院，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多由所属差会派出，其薪金则先由教会创始人委员会额定，再由各差会分别支付。1939年，威尔逊、海因茨和鲍恩典额定年薪分别为1420美元、960美元和960美元。尽管合作差会拨付时做了不同程度的消减，但与中国员工相比，数额远高于后者。1938年初，医院共有“5名医生和30名护士”，中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医院所做1938年2月至7月紧急预算中，外国职员月工资支出为2400元，中国职员月工资支出为2200元，两者差异之大由此可见。此外，大屠杀后，南京经济社会环境遭到十分严重破坏，经济衰退，城市就业率极低，赤贫化程度愈来愈高。1939年6月，南京城市“人均月收入为3.96美元，工薪人员平均日工资为49美分，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4美元”。因此，后大屠杀时期，他们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医院中国籍员工和普通市民。

  此外，从1938年1月下旬起，包括医院美籍员工在内的在宁西方人士能够最终靠英国炮舰“蜜蜂”号和美国军舰“瓦胡”号传递信息并收到上海等地寄来的生活物资。麦卡伦在1938年1月23日的信中提及所收到的物资：“鲍勃·威尔逊收到了他表兄弟寄来的一个水果蛋糕……我们收到了一些物品，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的大部分需要”；在1月28日的信中再次谈及收到上海寄来的信件和物品：“还没时间打开所有生活的包裹，但是已经打开的看起来对我们有用极了。”除麦卡伦、威尔逊外，鲍恩典也在1938年2月9日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有一天医院不仅收到特里默夫人露丝（Ruth）寄来的西红柿罐头、豌豆、菠萝、梅子、黄油、可可粉、咖啡等物品，还收到上海寄来的火腿、咸肉、咖啡和糖。作为医院女性员工，鲍恩典还向上海及美国家人写信，要求他们寄送发夹、紧身衣、皮鞋等生活用品。这些物资都是困在城内愈来愈赤贫化的百姓没有办法获得的。

  从上述情况看，后大屠杀时期，医院美籍员工的基本生存环境比南京普通市民和难民要好很多。即便如此，南京大屠杀导致的系列社会恶果持续发酵，以及南京陷落后日伪当局实施严厉的经济统制及社会控制，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影响了医院美籍员工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像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武士那样疯狂地毁坏一切”，大肆烧杀劫掠，社会经济秩序完全瘫痪，城内安全区以外“所有街道都荒无人烟，断壁残垣的废墟呈现出一种荒凉的景象。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旅馆、电影院、药房、商店、市场等等，什么都没有。生活食品严重短缺”，“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城内外的庄稼都烂在地里了。在城里，[日军]不准许任何人去收割；在城外，那里的居民都已逃往他乡或是被杀死了。蔬菜、土豆、萝卜等都烂在了地里，这里是一片饥荒”。此外，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仅没收了城内城外的大约10万袋大米和4万袋面粉，还施行严格的经济统制和物资统制，国际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从上海采购物资需要向日方申请许可证，城内物资日渐匮乏，粮食供应形势十分严峻。金陵大学医院及其美籍员工也面临了战时普遍性的生活必需品匮乏、燃料紧缺，以及自来水、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其中，食品与燃料问题最为突出。

  食物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生活物资，粮食供应更是重中之重。淞沪会战爆发后，随着战事蔓延，医院美籍员工意识到南京战事一触即发，储备了大量的粮油米面及其他生活物资。因每日消耗量较大，加之受日军当局控制，后续补给不足，1938年初，医院也面临粮食紧缺问题。1938年1月22日，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在给差会的信中指出：“我们最大的困难一直是如何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和其他物品”，“在搜寻食物方面，我们真的不得不与日本军队展开竞争”。1938年2月，麦卡伦又向差会报告：“用了一个上午试图得到大米，现在已是筋疲力尽，得到大米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一些大米是我通过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红卍字会及自治委员会申请的。我可以从后者得到大米，但这样做即购买大米，需要得到实际管理这座城市的日本军方的批准。”此外，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他们还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合作”，互相交换物资。麦卡伦在1938年2月3日的报告中指出：“我通知自治委员会我有汽油，如果他们给我所需的大米的话，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汽油。不允许他们向（安全）区内送米，也许我可以让他们将米送到中华路（教会）的院子里，然后能够最终靠我们的苦力将米从后门穿过街道送到我们医院。”在麦卡伦多方筹措下，医院美籍员工的粮食问题不算突出，因日军当局严控粮食出售，麦卡伦也时时担忧粮食短缺问题，“这些米也只能维持几个星期，接下来我要再次计划如何得到更多的大米”。

  其次是鸡蛋、牛奶、蔬菜等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他们给家人的信件和报告中，谈论最多的是食物品种单一及副食品缺乏等问题。鲍恩典在信中指出，南京陷落后，“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过鸡蛋的影子了”。魏特琳在1937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食品慢慢的变少，我们已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现在街上根本买不到任何东西，就连鸡蛋和鸡也买不到。”埃米莉（Emily）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攒了两颗鸡蛋，鲍恩典设想“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糕，她可以用这两个鸡蛋做一个蛋糕”。直1938年4月，鸡蛋供应才得以缓解，鲍恩典为此特意告诉家人，城里已经能买到鸡蛋，但买不到橙子，“每年这个时间段，我们能吃到的水果较少，而今年更是有史以来最少的”。

  作为南京城里的特殊群体，医院美籍员工偶尔能享受到糖果、巧克力、咖啡等特殊食品，举办规模不小的聚餐。如鲍恩典在1938年2月18日给家人的信中，不仅提到上海有人给医院员工寄了一盒咖啡，还提到在教堂做礼拜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给她一长块奶油巧克力。1938年4月26日，鲍恩典还收到美国基督会秘书埃德温·马克斯（Edwin Marx）的太太和福斯特（Foster）夫妇分别寄来的糖果。193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她们举办了小型聚会，吃了鸡肉、土豆泥、烤番茄、豆角、热卷饼、冰激淋、蛋糕，还喝了美味的肉汤。对此鲍恩典非常感激，“谁还能要求更多呢？实际上，在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能拥有这样一餐真是非常难得了”。

  为解决食物匮乏问题，医院美籍员工采取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方式应对。为应对蔬菜供应不足问题，鲍恩典等人决定将西式花园改造成菜园子。她告诉家人将在夏天搭建一个蔬菜园子，“我们正在认真栽培。露丝将从上海给我们邮寄种子，我们可能没办法从南京得到这些。今晚陈梅琳给了埃米莉一些玉米粒，用来播种。我原先倒是真没有种植玉米的计划，但是为啥不种呢？如果我们的菜园不够大，我们会将其扩大到特里默的菜园”。为应对1938年冬季也许会出现的副食品短缺问题，鲍恩典等人多次从上海订购罐子，用来储存当季水果。她在6月27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买了许多树莓，并装罐保存，称这种储藏食物的方法显然是经验之谈，因为“去年冬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挨饿意味着什么”，“特里默一直说我们该那么做”。在7月14日的信中，她告诉家人自己种植的草莓和蓝莓都获得大丰收，“草莓真的太多了，多到我们吃不完，装不完，也腌不完。我们把能储存的都储存了。实际上，我已经把我能找到的罐子全都装满了”。大屠杀期间，麦卡伦设法得到了数头奶牛，为病人提供必要的营养，但常常为饲料四处奔波。为保证医院的牛奶供应，鲍恩典等人还通过租养奶牛、售卖过剩牛奶等办法获取牛奶。她在1938年7月4日和7月14日的信中告诉家人：“如果那些奶牛每天产出30磅牛奶，我们要支付相当数额的钱，换句话说，它们产的越多，我们付的就越多。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照料和饲养它们。这是个有趣的做法，但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因此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做法”。

  尽管他们做了各种应对准备，随着1938年下半年常态化统治秩序的建立，日本军政当局强化了经济统制，土豆、白糖、牛奶等食品价格暴涨，食品问题依然十分突出。1938年8月10日，鲍恩典告诉家人，土豆价格暴涨，1磅土豆几乎赶上1磅肉的价格，“我可不会花那么多钱买土豆。那就吃点别的吧”，不得不用其他食品替代土豆。8月20日，她告诉家人白糖价格也飞涨，“糖在南京原本是相当便宜的，但是现在又在上涨了。我猜测价格升高与加税有关。我们过去花24元就可以买到1袋180磅重的糖，接着变成30.5元，现在已经涨到39元了。即使是这样的价格，我认为我们最好赶快买下来”。1939年下半年，南京的食品价格持续高涨，“原本25元一箱的牛奶，现在最高涨到50元。开春时180磅白糖37元，现在涨到120元。黄油价格也涨到每磅5元，咖啡也涨到5元”。此外，由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强制推行日本军票和日元，严格管控外币兑换，美籍员工用美元兑换南京通用货币时，只能以汇率三分之二的价格兑换，购买力大大下降。

  除对粮食等施行统制外，日伪当局还全面管控煤炭、木柴、电力等物资的供应，南京市民购买煤炭需要向日伪当局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买，燃料不足成为影响医院美籍员工生活的重要问题。

  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在书信中多次提及煤炭供应短缺、价格飞涨引发的“燃料”恐慌问题。1938年7月，鲍恩典告诉家人南京购买烟煤相当困难，市面上销售的煤粉质量较差，尽管如此，当有位陈姓先生向她销售1.5吨煤粉时，她立刻着手购买。她在7月26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买煤已成为一项工作，伪市政府下令，要求卖煤人拿到煤后优先卖给医院，但卖煤人也缺煤，买到煤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筹措到足够的燃料，她通过种种渠道，“这边买1吨，那边买1吨，煤最终都汇集到那个人手中。他一共运来10吨煤，有人企图阻止他把煤运走。所幸命运还是眷顾了我们，他得到了给我们运煤的许可”。1938年秋，随着天气变冷，煤炭供应紧张问题愈加突出。鲍恩典在1938年9月14日、15日、24日的信中，连续多日向家人描述南京煤炭紧缺的情形及他们的应对。9月14日，她告诉家人经过讨价还价已买到一批烟煤，还从已撤到后方的熊医生家中发现2.5吨硬煤，感叹南京“买到硬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批硬煤将使他们过冬时远离寒冷；9月15日，她又告诉家人煤商愿意以48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一吨烟煤；9月22日，她再次告诉家人，为应对1938年冬煤炭紧缺的问题，美国宗教团体正在调研医院及美国家庭所需煤炭量，以及将芜湖地区劣质煤运到南京的可能性。1938年10月，烟煤价格暴涨至每吨60元，海伦·丹尼尔斯不免担忧，倘若差会从芜湖运到南京的600吨煤被征用的话，在宁美国侨民只能穿中式厚棉袄过冬了。

  1938年冬，随着天气日渐变冷，煤炭短缺问题更加严峻。鲍恩典在1938年11月7日的信中写道：“几乎买不到煤。我们真的很想明白我们要到哪里、要怎样才会把我们的食物弄熟。我们还有些煤，而且也买了些木头，但是当那些都用完了之后，我们还能用什么呢？”她在11月21日的信中说：“燃油很珍贵。我们抓住一切能弄到燃料的机会。为满足医院的需要，医院的救护车每天去城外运些柴火回来。我们弄到了一车，但不确定是不是还要再弄些回来。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天是最后一天。也许在医院备足之前，我们个人还有时间再多备些，但也弄不到那么多。”1938年12月，医院依然无法买到硬煤，只能买300吨煤粉，因煤粉质量太差，煤球燃烧的火焰虽看着不错，却无法散发足够的热量，“锅炉里的水就是不冒蒸汽”，谈和敦只能试着把软煤和硬煤混在一起燃烧。为了买煤，谈和敦不得不前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协商，申请购煤许可证。鲍恩典对此愤愤不平：“买煤也需要许可证，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食品和燃料紧缺，严重影响了美籍员工的生活品质。因食物紧缺，摄入营养不足，医院高龄护士海因茨荨麻疹经常发作，“尽管我们没办法确切地知道她的发病原因”。因煤炭紧缺，1938年冬，谈和敦家舍不得用煤炭烧锅炉，只能用柴火烧饭和取暖，因木头散发的热量较低且不够持久，尽管烧着炉子，楼上书房也很冷。鲍恩典则因煤炭不足，无法取暖，“冻疮比哪年都多”。

  南京陷落后，日军当局通过扶植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和之后的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利用日本特务、警察、保甲等力量，采取颁发“安居证”“市民证”等形式，由内而外建立层层包围的社会控制网，南京成了密不透风的“牢笼”。

  为防范民众的反抗，日伪当局经常宣布令，禁止人们在街道自由行走。日军当局还在各街道关口设置岗哨，人们上街时不时被日军岗哨拦下搜查，不配合者往往惨遭哨兵，在宁西方人士也概莫例外。鲍恩典在给家人的信中多次提及南京城内实行令及遭到日军岗哨盘查的经历。她在1938年4月26日的信中告诉家人，伪维新政府成立期间街上实行了，“我们也不允许随便在街上走动了”。她在1938年9月6日的信中再次告诉家人，“唯一的麻烦就是走在街上太枯燥无味了。搞不好就会遇到哨兵，然后让你出示通行证。整个事情简直让我怒火中烧。比起他们，我更有权力待在这里。今天上午在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就被一个令人生厌的哨兵叫住了”。

  作为医院的行政总管，麦卡伦需要经常外出筹措物资，进出城门时多次遭到日军岗哨的阻拦。他在1938年2月5日的信中写道：“今天去了农村……在出南门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申请出城许可或是通行证毫无意义，因为所有人都被拒绝。只要大胆和显露出‘友好’的表情，出城通常没有麻烦。当我被拦下并无法说服士兵让我通过时，我不得不调头，这样的事虽然发生过，但次数很少。”

  医院其他美籍员工也在进出城门时遭到日军岗哨盘查。1938年3月，威尔逊医生从城外栖霞山带回了一位因腿部感染急需外科手术的妇女，离城门几公里时汽车出现故障不能启动，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赶在城门关闭前进城”，他为此十分焦虑。好不容易接近城门，他们又被日军岗哨拦下，岗哨不时让他张嘴、转身、举起双手，当成奸细仔细盘查，确定他不值得怀疑后才放行。

  1938年4月，柏睿德、威尔逊与无锡普仁医院院长克劳德·马歇尔·李（Claude Lee，中文名李克乐）、镇江基督医院院长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s,JR，中文名林厚培）到城外打球返程时被两名日本士兵扣留，并带回盘问，要求他们到城外打球时需要出示出城通行证。他们原以为不过是一种形式需要，便积极向日军当局申请通行证。然而，日军当局百般推脱，拖延两周后直接告知无法签发去球场的通行证。日方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令西方人士十分困惑，并发出此举“是对美国人群体的成见和迫害，还是附近真有中国士兵对城市安全造成威胁”的感叹。

  医院员工到挹江门附近下关码头领取医疗物资时，也常被挹江门附近日本驻军或城门守军拦下搜查，中国职员为此不敢单独前往下关码头。1938年8月上旬，鲍恩典和司机从下关码头返回医院的路上，被附近部队一名日本海军士兵拦下检查。该名士兵反复检查了英文订货单，要求鲍恩典出示通行证之类的证件。鲍恩典因没有通行证，也无法明白士兵的意图，只能出示日军当局颁发的“身份证”，假装这就是他要的东西，“从到达检查站边界一直到重新上路，总共花费了我们8分钟”。

  除在城内严控人员流动外，日军当局还在南京沦陷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实施严密的封锁政策，不允许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西方人士进出南京，以掩盖其在南京的种种暴行。

  1938年1月，日军当局虽迫于压力允许美、英等国外交官返回南京，但宣布第三国公民需持有日军当局签发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南京，并采取阻扰、拖延的策略，拒绝他们返回南京。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美籍员工及其他医务人员前往南京的过程十分曲折，几经交涉后才获得成功。

  为应对大屠杀后南京城内日益严峻的卫生防疫形势，早在1938年1月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就向上海教会发出派遣医务人员到南京的请求并获得对方的支持，但日军当局不仅宣称“南京各医院的状况令人满意，病人在不断减少，病人在日军控制的医院受到了适当的照顾，因此不需向那里派遣医护人员”，还以平民在南京仍不安全为借口，拒绝美方人员的入城申请。直至1938年2月中下旬，日军当局才稍微放松了对第三国公民出入南京城的限制，“批准一名美国医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学医院非常迫切地需要他”。从1938年1月14日基督会秘书埃德温·马克斯告诉基督会中国教区负责人亚历山大·保罗（Alexander Paul，中文名施保罗）“柏睿德医生被批准返回南京的事情有望解决，他已准备好随时动身”到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回到南京，整整过去一月有余，而这已是美国驻汉口和南京外交官与日军当局多次交涉后的结果。

  与柏睿德医生相比，原不属于医院的医务人员前往南京的过程更为复杂、困难。1938年3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John Moore Allison）在给国务卿赫尔（Hull）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天内一直努力安排两名医生、两名护士从上海来南京……但是并不成功。今天上午日本总领事通知我，接受处理这一事务的上海日军当局声称他们都以为目前外国人去南京还不合适，日军的立场是如果外国人在南京遭到不测，它们〔他们〕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不想担这个风险。”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Grew）等美国外交官的不断努力下，1938年4月19日，无锡普仁医院院长李克乐、镇江基督医院院长林厚培、苏州福音医院护士露西·格瑞尔（Lucy Grier，中文名葛文娟）和苏州博习医院护士萨拉·格伦（Sarah Glenn）等四名美籍医务人员才获准抵达南京，协助金陵大学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直至1938年下半年，日军仍未完全放开对第三国公民返回南京的限制，美籍医护人员申请返回南京的通行证往往需要等待两至六周，甚至更长时间。以谈和敦返回南京为例，其从1938年8月22日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日军当局申请返回南京的通行证，直至9月17日才获准返回，足足等了三周多的时间。鲍恩典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控诉日军当局通过“通行证”控制占领区的行为，称“这儿有一群脑子不正常的家伙。当事情不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发展时，他们就会取消通行证了”。

  即便获得日军当局颁发的通行证，西方人士“回城”之路也比淞沪会战爆发前艰难许多。淞沪会战爆发后，京沪间的公路、铁路乃至水路交通中断，日军占领长江下游地区后强化交通控制，切断了沪宁铁路的客运运输，西方人士不仅面临购票难的问题，同等距离的车程也要比战前多花两到四倍的时间。不仅如此，日伪当局还在通往南京的各城门、京沪车站、京芜车站、江边轮埠码头等交通通衢设置层层关卡，派驻日本士兵或伪警察检查出入者的通行证和预防注射证明，严控外地人员入城。

  谈和敦的夫人海伦·丹尼尔斯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述了1938年11月初她和鲍恩典从上海返回南京的经过。早上5点，她们起床后乘坐出租车赶到车站，在二等座售票处足足等45分钟后窗口才开始售票，因“队伍前面有许多其他几个国家的人插队，而且任何一个人都买了好多张票”，“等我们排在离窗口约有30人时，窗口关闭，票卖完了”，所幸一名中国警卫告诉她10时40分那趟车还有二等包厢，有关这趟车的信息，此前无人知晓，但为了赶回南京，决定守在售票窗口，终于在早上8时50分左右买到车票，购票的过程令她感慨万千，觉得“尽管只是3小时45分钟的站立等待，我们却感觉像是一次探险，因为我们又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由于这节车厢一半为军用，所以仅20分钟车票就售罄了，很庆幸我们当时排在最前面”。从早上5点从家里出发，到傍晚6时20分到达南京，整趟行程花了13个多小时。抵达南京后的出站经历也令他们深切感受到“回城”的艰难。她们走下站台后不久就被拦住，要求排在一个队伍里，“两边站着士兵和身穿中式服装被称作学生的人，他们大多数或者全部是为‘新政府’服务的。一个残暴的卫兵不停地抽打靠近他的人”，她们也由此意识到“必须老实地后退排成一列，并将行李放在身旁。每个人都带着大包小包，当有人推搡或被掌掴倒地时，后面的人就像保龄球或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倒下”，尽管她们没挨打，但是卫兵不仅要求她们填写表格，“上面罗列着一堆没完没了的问题，刨根问底地问家族信息以及来南京的目的”，还检查她们的通行证，打开她们的包，“我的包在例行安检时已经被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检查结束后，她们还被强制“通过荒唐的大型消毒剂喷洒口”后才被放行。

  日军当局不仅设置重重障碍阻扰第三国公民进入南京，还对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宁西方人士采取尤为严苛的管控措施，不仅找借口拖延发放通行证，还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警告他们想要返回南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企图阻止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1938年1月23日，南京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礼和洋行员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Christian Kruger）和“一大帮日军士兵上了一节敞篷车厢”离开南京，他是“除洛维特·弗雷泽和沃尔泽先生之外，第一个被日本人准许离开南京城的外国人”。南京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为了能顺利离开南京，不得不与日军进行长期谈判并向其承诺“无论如何我都将返回”，作为日军准许他离开的条件。日军还借此警告他，能否返回南京取决于其在上海的“表现”。对此，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南京的局势正在好转’。这种局势的小小改善只是偶尔可以感觉到，可惜总是长不了。可如果说局势好转得能让人流出‘高兴的泪花’，那是毫无根据的。菲奇的语气之所以如此的‘软’，恐怕是为了可以让他回南京吧。”尽管他极力表现出顺从的态度，1938年2月当他再次离开南京时仍遭到日军刁难。他一大早赶到火车站，因日本士兵未到站台，“不被允许登上火车”。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离开南京前也遭到日军警告。1938年2月6日，拉贝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往返上海的申请，德国驻华领事馆外交官罗森还帮忙写了一封推荐信“以示相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外交官福井淳告诉他：“原则上，此类申请一律不予批准”，拉贝清醒地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眼里，“罗森先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而我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也不受欢迎”。2月9日，福井约拉贝到日本大使馆面谈。关于面谈的目的，拉贝猜测，“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果然，次日面谈时，福井忍不住威胁拉贝：“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对于拉贝提出的种种抗议，福井的答复就是松松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并告诫拉贝带去上海的中国佣人“绝不能再回南京”。

  1938年3月，南京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舍尔·贝茨（Searle Bates，中文名贝德士）和福斯特向南京日本军政当局申请“南京—上海”往返通行证时，也遭到刻意刁难，迟迟未能获得批准。直到3月31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才作出答复，允许他们离开南京，同时警告他们注意在上海的言行。对此，鲍恩典在1938年4月1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他们俩申请通行证的时间都超过一个星期。最终日本大使馆告知他们已获得去上海的批准，但能否获批返回，还要看他们在上海的表现。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发表了任何对日本人不利的言论，他们将不被允许返回南京。”

  尽管德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但其外交官也被日军当局禁止离开南京。1938年1月13日，德国驻华大使馆行政主任沙尔芬贝格在给德国驻华大使参赞劳滕施拉格尔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铁丝网后面的俘虏，因为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们，禁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就是说，谁都不能回到上海去。”

  因此，医院美籍员工也十分清楚地自己的处境，即若想离开南京，将和其他在宁西方人士一样，遭遇日军当局的阻扰和刁难。麦卡伦在1938年2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日军当局反对克勒格尔离开南京后所作的报告，“未来将会对我们进出南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直到1938年6月，在美国政府和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下，医院美籍医护人员才陆续获得批准拿到离开南京的通行证。6月28日，苏州博习医院萨拉·格伦获准返回苏州。6月29日，镇江基督医院院长林厚培获得返回镇江的通行证。威尔逊医生也在当月获得日军当局批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威尔逊抵达上海后，应福斯特的请求，写了一份战争以来所开展工作的声明。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自从去年9月，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南京”。可见，日军对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外出限制的苛刻。

  此外，由于日机轰炸及在进攻南京过程中城市电力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南京沦陷后日军当局将电力资源大多数都用在军用设施，城市照明大受影响，街道漆黑一片，夜晚变得更恐怖和危险，这也给医院美籍员工夜间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鲍恩典在1938年2月22日参加贝德士等人为拉贝举行的告别活动后告诉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绝对没夜晚外出的习惯，街道上没有路灯，四周一片漆黑。这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一个区别。中国人总是保持街道有着良好的照明，而日本人将灯光使用在军营等。当然，这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不同。夜晚被允许在街道上闲逛的日本士兵在黑暗中能够更好地从事他们肮脏的工作。”1938年3月9日，鲍恩典再次提及夜间的恐怖氛围，“在我们回家前，天黑了。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天下着雨。我这辈子从未看见过如此漆黑的天气，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几乎被吓坏了。我抓着埃米莉的胳膊，确保她不会从我身旁离开。我们清晰地听见沉重的皮鞋声从身旁经过，但什么也看不见。我甚至看不到埃米莉，而她就在我的旁边”。1938年下半年，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年后，夜间依然很不安全。鲍恩典告诉家人，“在这座城市，晚上出门可不太好。没有街灯、没有警察，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人们觉得没什么比待在家里更明智的了。因为那个原因，我们从来不在晚上邀约任何人，除非那人是医院的员工。”为避免夜间外出，在宁西方人士还决定将传教团小组会议安排在周日下午。

  后大屠杀时期，日伪当局不仅动用军警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还将“通行证”作为控制人员流动、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在宁西方人士无论是在城内，还是进出南京，他们自由出行的权利均遭到无视和践踏。此外，由于城市市政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在宁西方人士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日伪统治下的“新生活”。

  日军暴行及后大屠杀时期日伪当局营造的极为恐怖的社会环境，不仅使“南京民众长期置身于恐惧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也彻底改变了医院美籍员工的精神状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医院美籍员工遵从美国政府撤侨的命令，将家属撤离战区乃至撤回美国，从此不得不忍受着天各一方、亲人分离的痛苦。南京陷落后，由于日军当局切断南京与外界的联系，医院美籍员工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与家人联系，他们常常牵挂着家人，并为此焦虑不安。自从1937年10月13日妻子马乔里和不满一岁的女儿伊丽莎白返回美国后，直到1938年1月28日威尔逊医生才收到家人的信件，为此，他开心地写道：“今天收到这些信件令我们多么开心啊。”2月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蜜蜂’号今天到达，可是信件还没有分发，所以我们急切盼望明天能送信来。假如没有信件来，将非常令人失望。”可见，家书慢慢的变成了他在特殊时期生活中重要的情感寄托。

  鲍恩典不仅思念着太平洋彼岸的亲人，还时刻牵挂着在牯岭避难的中国“家人”。她在1938年1月4日的信中告诉家人，“我非常想念孩子们。想让他们不要太想我。露丝来信说她们已经安全到达，这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得知他们旅途平安，我松了一口气”。她在3月29日的信中写道：“孩子们已经离开四个月了，现在还看不到让她们回来的希望，或许最早也得等到明年秋天，但是谁也没办法保证”。鲍恩典重视着牯岭局势的变化，当她得知1938年7月26日江西九江沦陷的消息时，十分担忧孩子们的安危和生活状况。她在1938年8月24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根据最近几日报纸上的报道，在牯岭的人们目前是安全的，但是当地食物匮乏”，“一想到他们在挨饿，我心中就充满了仇恨。等和平再次降临时，我希望带她们在牯岭度过真正的假期”。张老太太病重去世后，她心情变得很沉重，“很难想象没有张夫人的家会是啥样子”。

  日军暴行及日伪统治下的非常生活，给医院美籍员工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阴影。作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除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医疗救治工作外，还要担负保护难民的责任。因此，“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安排时间，每周至少有一次时间补回睡眠时，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白天，手术占据了他几乎所有时间，晚上，睡眠则经常被打乱……不得不依靠肾上激素来支持自己的工作”。长期超过负荷的工作使他的身体完全不允许他再工作下去。在南京的那段惨痛的经历让他“始终没有从紧张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长期遭受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疾病的折磨。鲍恩典在1938年8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也流露出伤感和沮丧的情绪，“我感觉到很沮丧。目前为止整整一年了，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我知道一年不是一闪而过，但是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假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持续十年。我认为那不太可能，但是假定它是可能的吧。我从未质疑过该不该留在这里服务，但是这里的气氛真的让人感到很沮丧。”海伦·丹尼尔斯返回南京，目睹了整座城市因日军侵略变得颓败不堪，民众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困苦后，也变得十分消沉。她在1939年1月26日给家人的信中，请求家人多与她联络，用哀伤的笔触写道：“对一个中年人来说，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了。年轻人有更多的活力和希望，可以乐观的看待这一切；老年人想到自己已步入耄耋，也不必挂怀世事；而我们这些为数众多的中年人，既缺乏活力和希望，又得日复一日地挣扎在世俗之中，眼前看不到一丝光明”，“哪怕我们能有那么一丁点儿缥缈的希望也好呀，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丝光明，而且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不敢说几年，虽然我心里是这么感觉的），情况似乎只会慢慢的糟”。

  由此，美籍员工对日本及其军队的印象坠至谷底，对其一直以来标榜的“形象”嗤之以鼻，流露出憎恨、厌恶的情绪。南京陷落前，威尔逊医生“原以为当占领城市完成时，纪律很快会恢复”。但是，日军的暴行使他们的态度发生很大的改变。鲍恩典在1938年3月9日给家人信中公开表达了对日本及日本军人的憎恨，将日本飞机和甲壳虫类比为两种害虫，告诉家人自己讨厌“与许多日本士兵生活在同一城市里”，表示“如果基督教义要求我热爱日本鬼子，这将是背负一个可怕的十字架”。

  与对日本士兵的憎恨相反，他们十分同情中国人民，为那些饱受暴力摧残、生活陷入困境、身心备受折磨的穷苦大众，依然勇敢地扛起生活的重担从头再来的勇气所感动。麦卡伦在给家人的信中对南京“民众重新站起来的能力表示吃惊”。他在1938年4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南京民众从挨家挨户叫卖小商品到摆摊设点，逐渐搭起稻草或者芦席顶棚，再到建造铁皮房和木头房屋出售的经过，为民众力图恢复生活的努力感到振奋，称赞“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顾影自怜”，是“南京真正的英雄”。海伦·丹尼尔斯也在给家人的信中由衷地感叹：“另一个‘新’生活的标志，就是那些穷人惊人的恢复能力”，“每天我都为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感动，生意和生活都已恢复”，称赞他们是“真正坚强的人们”。受南京民众坚韧不屈的精神所鼓舞，他们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充满信心。鲍恩典在1938年5月7日给家人的信中说，“中国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不会再屈服下去了。她会奋起反抗，直到彻底打败日本”，“只要中国能经受住目前的这场风暴，她就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作为其中一员，坚信这个未来一定会实现。”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美籍员工开始放弃“绝对和平主义”的想法，鲍恩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给家人的信中，鲍恩典公然批评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表示“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我们不依赖社会成员正直诚实，我们用的是警察”。1938年5月4日，她再次表达了自己与“绝对和平主义”的分歧，“有了这次的经历，我比过去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信仰和平了，但是我也很疑惑，为实现和平，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是否还将会是和平组织的成员”。8月24日“桂林”号事件发生后，鲍恩典在1938年10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实现和平的理想一定不会破灭，但是它必须要经历一次改变。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和那群无条件和平主义者有任何联系了。”不仅如此，鲍恩典对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美国不会参战，但是如果她那么做了，那么我们也能经受。人们不需要战争。如果国家能实施制裁行动，他们会千万百计地停止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由此可见，鲍恩典已从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者转变为反对侵略、奋起抵抗者。

  尽管生活面临了诸多的不便和困难，甚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和阴影，医院美籍员工却从未后悔留守南京。鲍恩典告诉家人，金陵大学决定撤往后方时，金陵大学司库毕律斯（Elsie Priest）曾经十分严肃地建议她，一旦情况恶化，应尽快选择离开。对此，她不置可否，坚定地认为：“我不知道毕律斯为什么建议我回家。很自然地，当某个人觉得某地已经糟糕到必须离开的地步，她会觉得别人也不太想留在这里。毕律斯对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不要待太久。然而，我和她的立场完全不同。他们能够把学校收拾完就搬走，学生也可以跟着一起走，但是医院不行，南京要求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就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了。只有我们做这个工作，主才会保护我们，并赋予我们力量”。面对日军的残暴无情和人们的苦痛，她更加坚定地认为，维持医院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并十分庆幸当初所做的抉择。她在1938年2月8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医院不能关门，不能在这里民众有史以来最要求我们的时候抛下他们。毫无疑问，中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每当特里默和我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俩都认为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必须承认许多次我感觉到很气馁”，“如果我们没留在南京，医院可能会被毁掉。我们的存在保证了医院的运行。上帝承认这是值得的，这家医院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将继续为中国人服务”。为此，她在1938年3月9日的信中，感谢美国教会和亲人们给她的支持，告诉他们将义无反顾地留守中国，继续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她深情表白：“对我来说回家意味着两件事：要么是不再被需要，夹着尾巴逃跑，要么是某种巨大的悲剧来临，迫使我们没办法工作。”

  当然，作为医疗传教士，当他们面对自己没办法承受的苦难时，不可避免地将基督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并将苦难当作基督徒忍耐力的一种磨炼。1938年4月8日，鲍恩典在给家人的信中谈及她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生活，“当时正是我经历磨难的时候，因此不必为我担心。在苦难面前，我要使自己会变得更加坚强。”11月7日，她借用传教士豪沙尔特（Haushalter）的话——“主没有停止战争，是给予他的孩子们忍耐的力量”，告诉家人“我们在具备忍耐力的同时，同样要拥有克服一切恐怖事件的力量和信心，这样整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无私”。她甚至希望“主会派些伟大的思想家来领导世界”，给中日两国带来和平。

  和南京其他普通民众一样，在宁西方人士也被迫承受日军暴行及日伪当局高压恐怖统治导致的种种恶果，其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和遭受的心理创伤同样难以估量。“非常时期”的生活给他们的价值观带来极大冲击，他们对日本及战争的态度，以及一直以来坚持的和平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有学者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对南京欧美人士相较平时已属简单、对比难民仍属丰盛的伙食，他们较好的住宿、交通条件”都体现了死神面前并不“平等”。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美籍员工的饮食生活和出行条件，也比城内普通市民和难民好过不少。作为第三国公民，非“敌对方”的身份是他们在大屠杀期间和后大屠杀时期获得较好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的重要前提。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远远达不到战前的生活水准，自由通行的权利也遭到日军践踏，不得不屈从日伪当局的统治，在其极端恐怖的高压统治下身心也受到严重的创伤。“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城里的特殊群体已然如此，由此不难折射出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社会和市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

  在宁西方人士通过书信、报告、布道、演讲等方式，向美国公众描述了日伪统治下的生存状况。如鲍恩典、海伦·丹尼尔斯等人用生动、细腻、娓娓道来的方式描述她们的生活琐事和心情心境；威尔逊以工作笔记的方式记录了医疗救治工作和沦陷区医疗卫生状况；金陵大学贝德士、史迈士等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用翔实的数据，客观分析了南京大屠杀造成的系列后果及日伪统治状况。某位匿名作者在《中国信息服务》（China Information Service）发表《日本占领南京十六个月后》，全方位展示了日本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所谓“新秩序”，即日伪当局打着“禁烟”的旗号，用、毒化奴役民众，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实施社会控制，以及大肆搜刮掠夺百姓等。而在“新秩序”下生活的中国民众，“肉体和灵魂已经任由征服者摆布”，“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他们用自己的生活体验，为西方社会了解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统治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态，即日本军政当局主导的“新秩序”不仅对中国人意味着残酷的殖民压迫，对美国在华公民也代表着一种无情的伤害，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仅获得了民众对他们自身遭遇的同情，也唤起了美国民众对受苦受难中国人的同情。可以说，从1938年起，美国社会对日舆论逐步变化，美国政府着手调整远东战略，美国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在宁美国侨民的贡献。